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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怀孕胎停,我选择了试管婴儿

 2020-05-01 03:58  


“我火速去医院检查,诊断的结果让我倒吸一口凉气:B超听不到胎心。

我又跑到另外一家医院,仍然是同样的结论。

三次怀孕胎停,我选择了试管婴儿

前言第一次,医生说:“宫外孕,马上手术!”刺痛过后,我清醒过来。

医生宽慰我,这种情况并非只发生在我一个人的身上。

我也只能宽慰自己,这不过是一场意外。

第二次,医生说:“听不到胎心!”我再一次像被挪重物一样抬到了手术台上,耳边响起冰凉的金属器械碰撞发出的清脆声,眼泪无声地流。

第三次,“必须做刮宫手术!”诊室里,医生的口吻不容置疑。

两年,一次宫外孕、两次胎停,梦魇一般,我无处可逃。

个中疼痛,只有经历过的才知晓。

那时,我的生活陷入一片灰暗,一个平常女人经历过的和没经历的,全都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送你回宿舍吧。

” 一场活动结束,李涛站到我身边。

他个子不高,话不多,但人多的场合,不时冒出几句,让大家一笑。

这是二十年前的一幕,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了他。

北方的城市,冬天零下十几度,碰上刮风,寒气彻骨。

走在路上,我们两个初识的南方人,面对长时间的沉默,总算有了一些共同的话题。

大二时,我俩开始恋爱。

那些日子,冬天的阳光变得格外温暖。

恋爱抵挡冬寒,也消解乡愁。

李涛不是一个强势的人,但我是,可我俩在一起后的大事小事,我总是被他推着走:恋爱,结婚,买房,到之后怀孕生子的重大决策。

恋爱9年,我们在上海安了家。

年轻时,要孩子总是被排在事业与生活的最末。

我们都得打拼,在上海立足,想在这里有一个家。

可作为女人,我从没想到要一个孩子会这么难。

从来就没料到。

2010年,我30岁,生活安稳下来,父母退休可以来帮忙,要孩子的条件似乎都成熟了。

身体检查,一切正常。

我和李涛都是理科生,我是处女座,事事要求精确,可控。

神奇的是,身体也如此这般配合:月经准,排卵准。

一到排卵期,明显白带多,腹部有微胀感,和排卵试纸查的正好对上。

我们开始踩着点执行我们的“造人计划”。

李涛长期出差,客户单位的小圈子里都知道他在要孩子。

有时,一堆大男人开会,会间热议的竟然是我的排卵期,好让李涛哪天可以回家。

有一次情况紧急,李涛直接冲到他们领导的办公室,说“我今天就得飞回去,你不准假,我就不干了。

”人家自然知道他所为何事,哭笑不得。

为什么这么急,因为一切都正常,却见不到任何迹象。

整整3年,我们为备孕做了足充分的准备,却就像石子投进了深不可测的枯井,没有声音,更看不到波澜,静得让我们怀疑起一切。

直到2013年1月,我终于怀上了。

当时正值年末的公司体检,我被查出宫颈息肉,做了切除。

术后一周,我的下身有出血,伴有腹痛。

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宫外孕,上个月就怀上了,随时可能大出血,必须马上做剖腹手术,不能做微创。

”震惊之余,我冷静下来,大脑像在电影一般,回放着种种细节。

不对啊,我这两个月都监测到排卵,如果怀孕,绝不可能是上个月,本月怀的算来只有19天。

时间短就可以做微创,甚至也可以保守治疗。

周末两天,做不了手术,我坚持等到周一,出血量并未增加。

医生坚持认为宫外孕就在输卵管上。

我和李涛为此发生了相处以来的第一次争执。

“我真觉得不是在输卵管,并不像别人那样。

”我说。

“不在输卵管,那在哪里?”李涛问。

“首先,我肯定不是上个月怀的,我这个月还来月经了。

”“别人也有怀了,仍然来月经的。

”“但人家还会排卵么?我自己监测到了,确实排卵了。

”我清楚,最了解身体的是自己,但在“专业”的权威下,这些不值一提。

医生给出了解释,HCG1000以下才适合保守治疗,而我已经接近这个值了。

理科生的我,从来不敢对数据掉以轻心,这也促使我最终同意了手术。

满怀狐疑,我被推进了手术室。

接下来的结局,证明了我是对的。

他们根本没能在输卵管里找到妊娠组织。

手术中,助理医生出去找李涛签字,告诉他:“宫外孕在卵巢上,要在卵巢上刮”。

人在手术台上,我们病患毫无对策,只能听从医生的要求。

这之后,我一再被医生判为“卵巢早衰,与年龄完全不符”,而以前一直在正常范围内的FSH值,从此也居高不下。

我无数次回想起这次经历,如果医生可以稍微信任我的判断,在卵巢上多检查,也许能查到妊娠组织,也许根本不用做手术。

事后,医生说:“95%的宫外孕都在输卵管上,你的在卵巢上,只能认栽了。

”听到这里,我和李涛唯有沉默,而李涛的沉默还带有一些我察觉得到的愧疚。

那天在手术室外,当他听到助理医生的通知,狠狠拍了自己一巴掌。

2014年5月,我又怀上了。

有了上一次的经历,这一次,我们都倍加小心。

一个个节点过去,HCG翻倍了、有心跳了,各种数值都很好。

两个多月时,有一天在卫生间,我突然发现内裤上有粉红色,心里掠过一丝不祥之感。

我火速去医院检查,诊断的结果让我倒吸一口凉气:B超听不到胎心。

我又跑到另外一家医院,仍然是同样的结论。

三次怀孕胎停,我选择了试管婴儿

第二次胎停B超单 | F女士供图这时我才意识到,从一周前开始,我的孕吐消失了。

和同事聚餐时,我的胃口竟意外的好,油腻的菜也能吃。

万万没想到,这些是胎停的征兆。

医生让我马上挂计划生育科,已经80天了,不能做无痛,只能生刮。

那一天,是我这三十多年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

疼,无比钻心的疼,全身每一处都像是在行刑。

冰冷金属在我的身体里搅动,刮宫持续了几分钟,每一秒,我都觉得我快要死过去,又想到宝宝没有了,我心里想:死了也好,死了就心也不疼了。

我默默流着泪,旁边实习的小姑娘眼神里始终流露着一种同情。

反而医生像是见惯了这种场面,没好气地说:“不是还想要生孩子吗,这点痛就受不了?”我祈求着:“能停一会儿吗,哪怕就一秒?”换来的是医生的责备,“这都忍不住,怎么给你刮?”之后的检查,胚胎染色体异常,非整倍。

而我和李涛的染色体,一切正常。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缓不过来,陷在阴郁的情绪里,自怨自艾。

是父亲的话点醒了我,“你不要整天想这件事,除了做母亲,你首先是你自己,只有把自己过好了,后面的才会来。

”经历了这一次胎停,我们转向了中医,开始吃膏方。

每天出门,我的保温杯里装的一定是中药。

家里飘着的总是草药味,从厨房窜到客厅。

为了备孕,算起来,我和李涛吃过的中药,能堆满一间屋了。

吃中药后快3个月,我又怀上了。

我不敢再高兴了,每天都是提心吊胆。

60多天时,在B超室检查完,似乎是命运再次开了一次玩笑,得到的又是坏消息。

我失魂落魄地迈出诊室,李涛也很难过,却还要顾着安抚我。

这次是妇科有炎症,医生让我先消炎,然后掐着时间点做无痛人流。

最讽刺的是,当我跨进手术室的当口,我竟然还在孕吐。

“胎停”这两个字成了我的梦魇,它意味着无医可治。

按医生说的,这是自然选择,只不过,所有的坏运气都被我们撞上了。

我在医院碰到一个姐姐,胎停六次,想想都觉得后背发凉,以我的抗打击力量,断然承受不了如此折磨。

面对这些痛苦,我有些熬不住,为什么我的生活所有的意义,变成了只有要孩子这件事?这根本不是我要的生活。

要孩子,我真是有心无力了。

我和李涛商量着,跟双方父母说是自己的问题,准备放弃备孕。

可我们的确想要一个孩子,我和李涛都想要有一个完整的家。

那时,李涛开始搜寻试管信息。

碰上我心情好,他会不经意说有关试管的新闻。

可我不再奢求,心里也不再抱有幻想。

那段时间,我请了假,妈妈专门陪我去三亚散心。

有一天午后,我们母女俩在海边散步,看到一个父亲带着孩子在沙滩上嬉戏。

他一次次把孩子放到水里,又一次次举过头顶,阳光打在他们的身上,孩子的笑声清脆悦耳。

我盯着那一幕,看了很久。

回到家,我告诉李涛,我们可以接受试管。

因为两次胎停都是染色体异常,我们选择了第三代试管婴儿治疗。

上海可以做三代试管的医院当时只有两家,我们选了一家,挂了上千元的专家号。

我的FSH高,但也基本在13以下。

医生流露的意思是,我连做试管也有困难,这倒让我意外,毕竟我的年龄不算大,身体条件也没那么差。

2016年3月进周 (进入试管周期治疗) ,做完取卵手术,我的身体很冷。

麻药劲过去了,只能躺一会就出来。

每个人的手上写了数字,代表取卵数,没有机会再见到医生。

第一次,我取卵取到9颗。

结果是,一颗初期胚都没有,全军覆没。

复诊时,妈妈坚持要跟着我去问个究竟。

医生倒很干脆,“卵巢早衰,基本没用了。

如果一定要,就只能自然周期,每个月取最好的那一颗。

”当时李涛查看资料,这家医院的三代试管刚开始不久,保持的记录是200例中成功了8例。

“你怎么知道,我们会在这8例里面?”我的情绪很糟糕。

“试一试,我们说不定就是那8个之中。

”李涛宽慰我。

他永远乐观,凡事往好里想,而我,总是先问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那段日子,李涛开始找各种资料,泡论坛,看帖子。

而我,不看关于试管的任何东西。

就这样,他偶然看到了日本英医院的信息,了解到日本人都是晚婚晚育,基本都在35岁左右开始备孕第一胎,所以就研发了专门应对大龄、卵巢早衰、卵巢储备水平低下等等备孕问题的促排卵方案——微刺激促排卵,顾名思义就是用药少、更加温和、取卵颗数也比较少,一次2-3个,但是可以每个月都进周。

相比国内主流做的大促,一次性用药多、取卵多,再休养两三个月,说不定微刺激连续三个月促排卵,获得的卵子数量也不比一次大促来得少。

李涛就像发现了新大陆,迫不及待地联系上了日本英医院北京办事处的医疗助理,详细咨询过去日本进周的各种问题。

事到临头,我只好在心里给自己设置上限,就试6次,还是不行就彻底放弃。

我跟领导提了辞职,实在是觉得老是请假,压力太大了。

没想到,领导网开一面,说:“给你两年时间,减少工作上的压力,有需要就请假。

”接下来,我换了靠窗的座位,可以在同事开会时去运动。

回想起来,这是我的万幸,如果辞职在家,心理压力反而更大。

邻座的同事看到我常盯着日历看,就调侃我说什么事,怎么数着日子。

我不好直言袒露,就轻松地说,“打算去日本玩一趟。

”同事听完后羡慕不已,我却冷暖自知。

我要算日子,什么时候去日本,工作如何安排,酒店连着订几天会便宜……时间与开销,都需要了然于心。

从备孕开始,我的生活里就没有节日的概念,只有排卵的生理周期。

连着两个春节,我都在日本进周,不知情的朋友也投来羡慕的眼光,“你俩挺潇洒啊,老去日本旅游。

”日本人做事精确,又彬彬有礼。

似乎一切都和我很合拍,我不由自主地喜欢上去日本。

信任,是一切好兆头的开始。

首诊时,出乎我意料,医生建议做长方案 (促排卵方案的一种) ,他耐心给我解释:“我们医院平均患者年龄是39岁,你的年龄不算‘大龄’,基础卵泡数量也不少,可以考虑使用长方案,当然我们也愿意倾听你的想法、尊重你的选择,我们一起努力吧。

”出入医院这些年来,头一回听到医生这么暖心的话语,我和李涛觉得这次选择靠谱了。

不过,我还是担心对卵巢刺激大,坚持采用微刺激。

事实上,决定来日本英医院,也是被这里的微刺激促排卵技术所吸引。

第一次进周,取卵2颗,采用体外和显微两种方式受精。

第五天传来好消息:两个囊胚,G5BC (体) 和G5BA (显) 。

PGS筛查 (胚胎移植前染色体筛查) ,一颗没通过,另一颗Mosaic嵌合体 (胚胎中的细胞具有至少两种以上的染色体,即胚胎同时存在正常与不正常的细胞) 。

即便如此,这已经是超出我们的预期,这次FSH也不低,又是微刺激,这个结果我很满意了。

第二次进周,根据苔口院长建议,改用了拮抗法。

之前查到有9颗卵,但只取出3颗,有点让人沮丧。

取卵第二天,我和李涛去了清水寺,正是六月,满眼的绿。

坐在树下,看着来来往往的游人,心里却涌起忧伤。

9颗才取到3颗,再往下走,算来算去都是小概率,我这做分母的命又要做到何时?会不会最后把日本的景点都玩遍了,求子依然还在徘徊?我在寺院里敲钟,许下自己的心愿。

后来的日子,好消息紧接着传来。

3颗都走到囊胚,也都通过了PGS。

我不由自主地问仪器有没有出问题?得知同批次其他患者的也有没通过的,才放下心来。

三次怀孕胎停,我选择了试管婴儿

三颗囊胚都通过了PGS | F女士供图之前在国内取9颗,连一颗初期胚都没有,在日本进周两次都能养成囊胚,说不惊喜是假的。

医疗助理告诉我们,日本英医院理事长盐谷雅英博士作为日本IVF协会理事长,也是培养日本第一颗囊胚的研究团队成员之一,对于胚胎培养的技术研发、人员培训的投入都是最大的,以此带领日本试管技术的发展。

例如盐谷雅英独家研发了一个类似婴儿恒温箱的胚胎培养操作箱,模拟子宫环境,严格控制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在这里捡卵、受精和观察胚胎等步骤一气呵成,减少移动操作和变换环境对胚胎发育产生影响。

确认胚胎正常分裂之后,培养师再快速移动胚胎到培养箱中,在定制的培养液中继续吸收养分发育。

平均50%的养囊率就是50多名严谨的培养师在这种精细的实验室实现的。

以前胎停都是胚胎染色体有问题,养成囊胚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进行PGS筛查胚胎染色体的问题。

但是在日本,也不是所有生殖医院都能做三代试管。

日本英医院的三代试管案例非常丰富,每年6,000例试管周期就有1/3是做PGS,而我在国内的上海医院才刚开展200例,两地三代试管技术的成熟度不能同日而语。

只有通过了PGS,我才算是闯过鬼门关。

2017年11月,第一次移植,没有着床。

身体正常,胚胎正常,却以失败告终。

不过这次,我的心里已经平静多了。

第一次移植后,我练了三个月瑜伽。

某个动作对子宫有好处,我就拍下来,多练。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真有用,但锻炼让人身体清爽,心也会静一些。

除了瑜伽,我还经常做温灸和泡澡。

每天回家都是这些事,也养成了晚上十点半睡觉的习惯。

2018年春节,我和李涛先去了冲绳,然后去奈良、神户,缓解自己的紧张心情,再回日本英医院进行第二次移植。

移植七天后回国,试纸终于现出了两条红杠。

我试了不同的试纸,打着电筒看,拿到阳台上看,千真万确。

这一天,终于来了。

一直都像在钢丝上跳舞,绷着一颗心。

我不敢太喜悦,就是怕前面还有坑。

果然,你怕什么,躲都躲不过。

六周时,又见红了。

我想把血块给医生看,伸手一接,落到手上的就像一个剥了皮的鸡蛋。

我心里一沉,这次出血量比前两次胎停大得多。

当时是半夜,丈夫看我神色凝重,心知不妙。

冲到医院,医生查了阴超,很神奇,胚胎竟然还在,开了保胎药。

回家的路上,血浸透了三条裤子,还把座椅染红了。

到家呆了一会,血量越来越大,慌得我们又去了医院。

“孩子就是缘分。

关键时候,你连自己都保不住,还保孩子吗?你也别多想了,救护车送来的,也有呱呱落地的。

”产科女医生四十多岁,她说自己也曾经大出血,差点清宫。

“这个时候愁眉苦脸没什么好处,还不如就想他还在呢。

一切只能靠他自己了。

”那天晚上,我和李涛都觉得,孩子没了。

医生也认为快到大出血的标准。

我心里默默对宝宝说:“这个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很期盼你。

如果你愿意来,我们非常欢迎,如果你想去别的家,我会在心底祝福你。

”神奇的是,第二天,血量减少,后面几天慢慢就没了。

回想起来,会不会是出血那天我用了热水袋,早上又喝了姜汤,导致气血运转过旺。

终于,三个月稳定了。

紧接着又查出妊娠糖尿病,大排畸时发现宫口开。

23周再查,不仅宫口又开了,还有尿酮异常,这会导致酸中毒,对胎儿非常危险,医生让我马上住院。

因为控制血糖要多运动,我每天都会走上几千步,但宫口开了,又要少运动。

医生说,可以走,护士又说一点都不能动,我还是不敢再多动了。

28周后,打了促进胎肺成熟的针,但这种药又导致血糖飙升,血糖控制不住,直接打胰岛素。

人家都说孕妇很闲,在家刷剧啥的,我每天都很忙,一天测七次血糖,不停地记录胎心,还要检测尿酮。

移植前,手机上记录的是吃药的清单文档,现在一打开,都是几点测血糖,几点测尿酮,几点打胰岛素。

给我看大出血的医生,也是我后来的接产医生。

她对我说:“你那次来的时候,我觉得孩子保不住了,但我不能那样说,只能鼓励你。

”我心想,没有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宽慰我,可能我更没有信念可以支撑。

回顾求子这8年,我很庆幸选择了海外就医。

刚开始觉得出国看病心里没底,后来日本英医院北京办事处的医疗助理一直为我们的试管治疗忙前忙后,心里也就越发踏实了。

去到日本也不用担心语言不通,医院还为我们配备中日医疗翻译,每次做B超,她都会仔细叮嘱,“你进去后站在哪里,包怎么放,我敲门时,你怎样过来不会走光……”取卵时,我会听到医生说好多次,“对不起,对不起,加油,加油,再坚持下就好。

”和苔口院长交流,他给我画各种图,介绍不同方案的差别。

我担心腹水,他又会详细解释,推荐吃什么药。

我何其有幸,一路碰到无数贵人,帮我推开了那扇幸运之门。

剖腹产的那天,我的手术是第三台,先在等候区。

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不知怎的,好多画面再次像放电影一样,一一浮现出来。

从开始备孕、经历宫外孕、胎停、试管,一次次遭逢意外时的心惊胆战,一次次上手术台的绝望,我和李涛绝望时的抱头痛哭,我们去寺庙求签时的忐忑,清水寺时从心底里涌出的深深的无力感,移植时看到小白点的激动……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这一刻,却不禁一直流泪,无尽感慨。

李涛说,这一路,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各种意外。

很长一段时间,他一听到我的电话,心就提到嗓子眼上。

即使如此,他还总是说他是个不尽责的丈夫,没能承担我的那一份苦。

可我知道,一直以来,他在任何时刻都陪伴在我身边,我也知道他在深夜独自一个人流着泪,不敢发出声响。

从大学时在一起,我们就一直想拥有一个家,携手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只不过,以前是两个人,现在,还有双小小的手,和我们牵在一起。

三次怀孕胎停,我选择了试管婴儿

我们一家三口 | F女士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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